国内政策实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政策一旦出来，就难以刹车止步。

对于上市企业，要逐渐按照国际通行的利润上缴比例，通过利润逐步上缴来推进国有企业加强管理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。相对于民企来讲，国有企业具有更强大的资金、技术和人才支撑，更有能力与国外的跨国公司竞争。

对于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，国有企业要进入，但并不能因为国有企业进入就限制民企、外资的进入，需要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、外来资金的进入。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条件下，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和领域如果不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，国家经济命脉一旦被别国控制，我国就会受制于人。国有企业在国内、国际方面所起的这些作用，是民企、外企难以代替的。垄断行业应逐步引入社会资本，既可以弥补国家财政资金的不足，也可以激活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，提高管理水平，增强竞争力。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积极落实国家能源资源战略，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，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。

此外，国有企业比较注重维护职工利益，实行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，注重让职工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中同步受益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有进有退原则，国有企业集中领域有所减少，但控制力、影响力有明显增强。比如，上世纪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坏账近3000万元，有的说亏损数亿元，最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填补了窟窿。

于是，银行就不用担心按揭贷款的流动性和回笼时间长短问题了。第二种做法是去银行借，但如果张三的收入或信用记录不好的话，正规金融不会搭理，此路不通。再者，虽然自然灾害会增加社区的发病率、死亡率、吸毒酗酒率，但有领薪日贷款服务的社区，这些比率的增幅都更小。养老基金会的好处很明显：一是资金投放本地，增加年轻农民的就业。

金融危机之后，银监会不断提高监管标准，资本充足率从不低于8%调到9%、再到10%，重要性银行不低于11.5%，附属资本限制在不超过核心资本的25%，拨备覆盖率从不低于100%提到不低于150%，拨贷比要求不低于2.5%，最近又推出对存贷比不低于75%的日均考核。巴菲特说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索罗斯呼吁信用违约掉期契约(CDS，CreditDefaultSwaps)应该被法律禁止。

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如果IBM公司有CDS衍生证券在活跃交易，那么，投资者和银行买到IBM的债权后，即可通过买进IBM的CDS信用违约期权来规避IBM的信用风险，于是，投资者不仅可以买更多IBM的债权，还能承受更长的债券期限。于是，不奇怪小企业贷不到款，小企业80%的贷款来自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。这就有了对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、存贷比等流动性风险控制要求，银行贷款的总量不能太多、平均回笼期限不能太长等等。正如上面所说，金融工具如果用得不当，可能会带来风险。

所以，对于有领薪日贷款服务的社区而言，即使发生地震或其它灾害，虽然领薪日贷款利息很高，但他们能利用这种短期借贷渡过难关，不必去申请住房按揭贷款破产，更不必去偷盗或抢银行。高利贷提升了社区应对风险、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。在研究报告公司杠杆、债务期限和CDS：信贷供给的角色中，他们发现：一公司的债务是否有CDS信用违约期权在市场上交易，最后直接影响到该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和债务融资期限，即如果一家公司的债务是CDS衍生品的标的，并且该CDS衍生品交易比较活跃，那么，该公司不仅能做更多的债权融资，资产负债率比一般公司高四分之一左右，而且这类公司的债权期限也平均长1.6年。那么，在实践中，CDS等金融衍生证券到底表现如何？根据美国银行统计，到2007年，60万亿美元CDS总量中，有一半左右是银行的头寸，银行是CDS市场的最大参与者，其次是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。

具体依据是2007年1月22日开始施行的银监会《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》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筹建申请由银监分局审批，取得金融许可证，方可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办理注册登记。这不仅使收入分配结构更趋不公，贫富差距恶化，而且使民间消费难以按潜力增长，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。

为了明确讨论，我们就以CDS即信用违约期权或信用违约掉期契约为重点，看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到底在哪里。而另一方面，虽然本地人钱不多，但从老年人到青年人，很多有投资需要，尤其是老年农民，他们不仅承受一般意义上的三农之苦，而且还因子女外出打工、子女数量少等因素，面对极不确定的养老挑战。

由于缺乏对银监体系的可靠监督，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不对其权力的加减进行问责，也不用就新的规则公开听证，结果，监管错位，在不该进入的领域伸展权力就可能难以避免。金融创新的瓶颈在哪里？在监管机构。政府给农民补贴，是不错，但更重要的是还给农民金融自由权。另一方面，银监会对商业银行不断变严的不良贷款指标考核和问责机制，让银行不敢涉足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，而是纷纷去垒央企、大民企的贷款。开放民间金融，犯罪率减少，社会受益上面的案例告诉我们，用行政权力禁止自发金融，是监管者顾及自身便利，让自己省事，但是却让社会付出了代价。古语云：授人以鱼，三餐之需。

这些年，民间金融迟迟不放开，所给的理由主要有两个：一是为了维护金融稳定、防范金融风险。一旦禁止金融创新成为习惯性政策选择，银行就只好走揽存款——放贷款——筹资本的经营模式，银行收入结构必然单调。

这些理由当然难以拒绝，但只看到了禁止民间金融带来的安全和稳定，却忽视了带给社会的代价，也忽视了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都以民营金融为主的事实。银行收入结构是问题的一方面，但跟它相配的另一面，是社会与企业得到的金融供给短缺，是社会金融饥饿。

第一，如果住房按揭贷款或企业贷款要30年到期，银行放贷后，要等30年资金才全回笼，银行就要随时面对流动性风险，因为万一许多存款人急需现金、从银行快速提款，银行就可能面对挤兑挑战。相比之下，人均GDP是中国八分之一的孟加拉，人均GDP是中国四分之一的印度，农村金融却远比中国发达。

第二，当你从银行做按揭贷款或你的企业从银行贷款之后，利率可能是一年固定、5年固定或10年固定，而银行付给存户的利率可能是浮动的短期利息。让人庆幸的是，三年不到，中国、美国和其他经济体都相继复苏。针对这一挑战，1938年美国成立房利美公司，专门提供二级住房按揭贷款市场：任何银行在任何时候想脱手住房贷款时，可以方便地把贷款卖给房利美公司。银行怎么规避、控制信用风险？如果你的企业债务是信用违约期权即CDS的标的，即你的企业债有相应的CDS期权在衍生市场上交易，那么，银行或其它投资者给你的企业贷款之后，他们不用担心你的企业是否会破产违约，因为他们可买到你的企业的CDS期权，将信用违约风险规避掉。

银监会需要被监督在中国，关于金融衍生品的误解和恐惧，在危机之前就很多，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，就更多当时家境那么艰难，经济风险太高，没有正规银行愿意给他母亲贷款买房子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由于强化金融管制必然压抑金融业务空间，所以，如果不注意，监管过多就不仅妨碍企业发展与就业增长，而且会扭曲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。目前，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利润80%以上来自存贷款利差，虽然支付结算、基金销售、理财产品销售等业务收入占比在逐步上升，但总的格局没太多变化，收入来源依然过于单一。

金融危机之后，银监会不断提高监管标准，资本充足率从不低于8%调到9%、再到10%，重要性银行不低于11.5%，附属资本限制在不超过核心资本的25%，拨备覆盖率从不低于100%提到不低于150%，拨贷比要求不低于2.5%，最近又推出对存贷比不低于75%的日均考核。在民间金融被压制的情况下，她目前提供的免费小鸡只好依靠20%-30%高利贷维持。

到1970年，美国再推出住房按揭贷款证券，亦即：先将千千万万家庭的住房按揭贷款放在一起，打成包，然后以贷款包的未来现金流做抵押，发行贷款包证券化债券，结果使整个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资金供应，几乎无限地多，使众多家庭能得到住房按揭贷款、买上自己的房子。正如下面谈到，当银行不能使用金融衍生品去规避、配置风险(尤其是信用违约风险)时，商业银行就自然把大量中小企业排除在贷款对象之外，也让商业银行自废武功：躲避风险，不碰有风险的企业和项目。所以，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业的业务发展模式必须转型。这些年里，监管机构的确再三要求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，但宏观政策意愿往往被具体监管政策所否定，使实际中小企业贷款空间小。

2010年11月，耶鲁大学的两位教授——AlessioSaretto和HeatherTookes对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在2002至2009年间的资本结构情况做了研究。但其自身一些作法却有干预商业银行的治理之嫌。

转型的重点是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，增加对民间消费、对服务业的依赖，同时提高增长的包容性、降低收入分配差距。三是通过老年人股东每年的分红收入，缓和养老问题。

那么，在实践中，CDS等金融衍生证券到底表现如何？根据美国银行统计，到2007年，60万亿美元CDS总量中，有一半左右是银行的头寸，银行是CDS市场的最大参与者，其次是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。虽然关于二次探底的说法还不时出现，但理性已在逐步取代情绪，我们开始冷静评判强化监管的收益与代价。